私有化是指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权将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以及这些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全体公民或某一集体所有转变为个别私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
- 中文名
- 私有化
- 外文名
- Privatization
- 主 体
- 拟进行私有化的全体投资者
- 原 则
- 谁投资谁所有
- 存在问题
- 实施主体，接受空泛，方式含糊，公有狭窄，私有垄断
- 本 质
- 利益斗争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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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法律上看，私有化的实施主体（包括决策主体和具体的转让行为的实施）只能是拟进行私有化的全体投资者。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公共设施的私有化的合法实施主体必须是全体公民，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的合法主体只能是投资创办该集体企业的全体投资者集体，合作社的私有化实施主体必须是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只能由这些具有原始投资者地位的所有权人自己决定是否进行的私有化决策才是合法的意愿表示，也只有由所有权人自己亲自实施（即通过全体投资者共同投票的方式）或通过法定程序委托实施（即通过全体投资者的代表投票的方式）的私有化才是合法的私有化。非法的私有化行为实际上就是当权者利用手中的党权、行政权和管理权进行的抢劫，其行为本身就是犯罪。
有效程序
私有化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符合逻辑、符合理性原则、符合法理和符合法定程序的，即从是否进行私有化的决策开始到怎样进行私有化的每一个具体步骤都应该是合理的、合法的，并能够得到拟进行私有化的企业的全体（至少应是绝大多数）投 留着否定非法私有化的一切行为和私有化结果以及依法恢复企业组织、收回公有企业的原有财产的权利-按照马克思的话来概括就是“剥夺剥夺者”。
制度变迁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组织主要包括政治组织（国家、政府机构、党派、协会等）、经济组织、宗族组织（家庭、家族、氏族等）、宗教组织、学术组织等。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对组织制度进行所有权改造，即将原来相当多的一个公众群体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类群体或全部群体所有的组织改变为个别或一部分人私人所有的组织。然而，上述组织中利益最集中的组织还是经济组织。因此，一谈到私有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原来真正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员所有制企业（主要是曾经遍布全国各个乡村和城市的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显然，从私有化主要是对经济组织的所有权进行的更换这一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私有化的本质就是利益斗争，即一少部分人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获得公有企业组织及其财产。
产权制度
组织在所有权制度安排上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主要决定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基本重大问题：一是组织是否可以通过公有制或私有制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来实现社会正义？二是组织是否可以通过公有制或私有制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所有制来实现社会效率？此两个问题实际上最终还是一个问题，即人类通过组织的建立怎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达到生活质量的最大化？有人认为，人类的生活质量可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人类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所有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有制决定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最大化，即不同的组织所有权制度安排意味着人们通过该组织实现的生活质量是不同的。因此，寻找一种能够实现人类生活质量最大化的所有权制度安排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特别关注所有制问题的重要原因。
财富转变
公有制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社员所有制，另一类是国家代理所有制9（即通常所说的“国有制” ），再有一类就是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社员所有制通常被称归名为“集体所有制”，实际上这是一种重大误解，社会主义社员所有制简称为社有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权制度。而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在集权政治制度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歪曲而形成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两种所有制的实质就是代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公民将属于全体公民的组织及其财产委托给国家或集体这两种组织代表全体公民进行组织及其财产的管理。但是，由于委托人赋予代理人的权力未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之政治制度的集权化和委托人分散化形成的代理人权力与责任的非对称性和不可控制性以及法律空缺和虚置，最终导致了“国有组织”和“国有财产”以及“集体组织”和集体财产的效率损失。
无论是属于上述三类所有制形式中的哪一种形式，也否认这些公有企业如何称呼，所有权的性质都是公有制性质，即财产是属于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全体公民或某一类公民共同所有的。私有化的目的就是针对公共所有的财产本身，私有化者的目的也是为了将公共财产通过各种形式装入自己的钱袋。笔者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在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绝大部分公有制企业的财产和公有制企业组织整体都是直接通过无偿或象征性有偿的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私人所有的，真正由民间产业资本通过公平竞价的方式实现私有化的几乎没有（至少我所调查的案例中没有遇到过）。
俄私有制
在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的私有化运动中，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值得在此进一步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问题。而在全部俄罗斯私有化问题中，俄罗斯所有制法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可以认为是俄罗斯私有化造成了重重问题的起源。因此，俄罗斯所有制法对私有化概念的界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按照俄罗斯所有制法的定义，私有化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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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
从俄罗斯私有化实施的结果来看，合法的私有化实施主体（人民）在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运动中失去了包括决策权和处置权在内的一切财产权利，而越俎代庖者就是政府官员和公有企业中对企业及其财产具有实际控制权的管理者。
接受空泛
方式含糊
在该定义中，法律所规定的私有化方式只是极其含糊其词的“转让”和“变为”，而并未规定怎样“转让”和怎样“变”的方式。
我们知道，私有化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是在全国全部公民中按照人头等额或不等额有偿或无偿分配公有资产或公有资产权，也可以是公开或非公开拍卖，还可以是招标出售，最差的方式就是直接无偿赠送和内部低价出售。而如果在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具体的私有化方式，对公有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就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私有化。而在公民与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混乱化的条件下，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会与公有企业的管理者结成利益联盟共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最简单和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法律在私有化方式规定上漏洞，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无偿赠送或象征性低价贱卖给自己-这是由人的经济人理性决定的。
从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结果看，事实上，政府官员和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共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的现象也成为了种普遍的事实。
公有狭窄
对任何一个概念定义的准确性都会直接影响到有关这一概念的问题的适用范围，尤其是法律对概念定义的准确性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在俄罗斯私有化法中对私有化指向的公有概念过于狭窄，这正是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非常混乱的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俄罗斯私有化法中对私有化的对象中并未明确国有资产中的矿产资源、土地和森林资源等重要的国有资产，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公有资产是否可以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这也就为投机分子瓜分公有资产设置了一个有可趁之机的法律漏洞。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伯乐(Ernst Ulrich van Weizsacker)、奥兰·扬(Oran R. Young)和马塞厄斯·芬格 (Matthias Finger)，他们给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中给私有化下了一个看起来极其勉强的定义：“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魏伯乐,扬,芬格,2004)13。笔者认为，这一定义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问题：
（一）将私有化问题理解为政府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责任的减少，实际上回避了私有化的实质问题─所有制。而回避所有制本身就是回避经济制度中最敏感、最尖锐、最涉及整个社会成员利益的制度，是把问题轻描淡写了。因此，这一定义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私有化仅仅只是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减少，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迁。
（二）将私有化定义为私营企业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职责的增加存在着两个理解上的错误：一是从“私营企业”概念的运用可以发现其对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不加区别；二是还是存在着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是一种私人或政府的职责的错误理解。事实上，社会资源和服务既可能需要由私人来提供，也可能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还可能需要由社会共同组织或第三部门来提供。而对于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主体的选择应当符合提供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两大根本性的标准。
（三）将公有制简单地理解为政府行为，实际上存在着对公有制理解上的严重错误。因为，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的全体公民的共同拥有社会财富的一种所有权制度。这些社会财富主要是指国家行政资源、政府财产、党产、自然资源（土地、矿产资源、珍稀物种等）、文化资源（文物和其它文化遗产）等等，这些财富是属于全社会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私人（包括上到国家元首的官员和下至居住于资源所在地的普通公民）对这些财富行使所有权或所有权的任何派生权利（如占有权、控制权、收益权、处置权等）都是不符合人类正义的，也是不符合自然法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政府只是接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公民通过公认的契约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委托而形成的一个法定组织，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履行社会管理责任为前提。因此，公有制并不是政府行为。在政府与国有资产的关系上，政府只是在公有制为国有制形式下的一个接受公民委托进行国有资产管理的代理机构（我称之为“一级代理”或“初级代理”），而政府官员也只是再次接受政府委托进行国有资产管理的代理人（我称之为“二级代理”或“次级代理”）。这样来理解，政府或政府官员只有接受人民的委托对公有企业进行管理的权利，不通过人民的决定就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显然也是违法行为。
4、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由全体农村社员共同投资创办的。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否私有化以及怎样私有化的决策权属于全体农民社员。同样，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私有化实施主体只能是全体农民社员，城市供销合作社的私有化实施主体只能是全体城市合作社社员，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实施主体也只能是全体城市信用合作社的社员。这些公有企业是否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在于全体社员，应通过社会大会或合法的社会代表大会来决定，任何其它的方式都是非法的，是无效的。
7、美国主义是指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以美国化为其主张的一种意识形态。
10、“国有制”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产生这一错误概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代理人身份被错误地识别为人民的主人。事实上，在国家成立时人民就已经约定，国家只是代理人民对全体公民委托给它的事务进行管理的一个代理机构。因此，严格地说，所谓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和国有企业并不存在。
私有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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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前人（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点在于以下四点：一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目的是揭示剩余价值的起源。马克思认为，抽象意义的财富并非起源于交换剩余（重商主义），当然也不起源于证券交易（所谓“知识经济”），也非仅起源于某种具体物的生产（如农产品，重农主义）。二是马克思研究价值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生产与交换的分离，即隐伏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三是马克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曲线分析具体交易形成的偶然价格，逃避了对价值形成本质的分析。四是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导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正是如此，马克思理论中危机论、阶级论和剥削论这三块基石，全部是以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这三大理论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主流经济学就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本质问题，因而被称为“庸俗经济学”。
2、马克思的“三块基石”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危机论。马克思认为，由于价值是生产者独立的生产的，而价值的实现是在市场上，在交换过程中。然而市场和交换活动并不是生产者能够主导和控制的。因此价值能不能实现，即产品能不能卖不出去----生产过剩的危机，已经蕴涵在最简单的交换活动中。
关于阶级论。马克思认为，正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导致生产资料的不同归属，分工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分工导致阶级的分隔。有人拥有一切，有人一无所有。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自由竞争必然创造出两极：一极是累积大量资本的有产者，另一极是绝对不拥有生产者的赤贫者。因此社会主义的政策，就是要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和国家政策，对此给予调节和干预。这种干预有利于社会弱势阶层，不利于资产阶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新自由主义主张反干预政策的利益属性。
关于剥削论。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行为，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假定上，这就是等价交换。也就是所谓“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含有等量劳动的产品是等价的。但如果整个市场交易行为绝对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每一项交换都是等价交换，即所有交换的总和也是等价的。那么，就不会形成巨额利润的积累，也就不可能形成资本的积累和资产阶级，不可能发生两极分化。
3、劳动力特殊商品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
